趙剛老師 20211211
「社會學是什麼」這個題目太抽象，每位社會學的老師每位社會學大師的回答都不一樣。
「社會學是什麼」這個問題難回答並不是社會學本身的弱點，而事實上是社會學的優點，全世界上有什麼樣的學科自由度這麼大，讓所有進來的學習者都可以有自己對這個學科的想像與定位，你就可以想像這個學科有多自由。所以今天我不談「社會學是什麼」(What is Sociology?)，因為「是」（is）什麼很難說，我要從另一個方向來談這個問題，我要談「社會學的思考」像是什麼，一個社會學者大約是怎麼樣去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有什麼特殊之處，因此今天要談的是：什麼是「社會學的思考」。下面約略幾項「社會學的思考」的特徵，我所引用的人物絕大多數還都不是社會學家，這多有趣！好比說一般談政治學或法律學一定從該領域的重要思想家談起，政治學一定從柏拉圖開始談起；人類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都可以進來作為社會學思考的範圍及資源。
「社會學的思考」：
第一項，首先，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覺得當一個好人難不難？很難？難在哪裡？好人難為，在於很難把持住自己的內心，很難讓自己的內心永遠處在一種仁愛平和清靜的狀態，人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慾望、自私、憤怒影響著你控制著你，所以好人難為，好了一分鐘，一會兒又想了壞點子，人心變化莫測，所以儒、道、佛、基督教都把這歸諸於人心的問題。
有一位德國著名的劇作家布萊希特寫了一本劇本，叫做《四川好人》，講的故事是上帝又跟魔鬼打賭了，外國文學常有這類的編寫。上帝說人世間還是有好人的，魔鬼說沒有好人啦，於是上帝便派了幾個天使到人間找好人，終於找到一個好人，而且是一個貧困交加的妓女沈黛，所有的人都不給這四個假扮窮困老人的天使們給他們吃給他們住，只有沈黛說，我沒有什麼住的地方請進來吧，我沒有什麼吃的只有我喝的粥請你們喝吧，於是這幾個假扮老人的天使們大為驚訝，終於發現好人了。天使們離開人世間回到天國報告前告訴沈黛，我們過幾年再來看你，希望你堅持自己還是要成為好人，天使們留給沈黛一點點銀子，作為她脫離皮肉生涯的本金讓她可以開個店面。
沈黛開店面之後，哇！所有的人都找來了，不認識的親戚、八竿子打不著的表哥、表姊、姨媽、叔叔、舅舅、伯伯、鄰居都來了：「唉呀，跟你借點錢」、「晚上在你這兒住一下」、「你賣的東西不錯我拿一包」……，沈黛發現她沒辦法繼續當好人了，於是她只能夠晚上當沈黛，白天當表哥，她就化妝成表哥，一個人分裂成兩個人，一善一惡，她必須把自己分裂成一個善人一個惡人，她才能夠繼續活下去，她只能這樣子，要不然完全為惡算了。
這個劇本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好人其實不是在於存乎一心，我們常說善惡存乎一心，但是社會學的思考告訴大家，挑戰了大家的思維方式，除了自己的心腸，還有很重要的這個社會的條件允不允許好人的存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因此布萊希特劇本給我們的啟發，要當一個好人，好人的存在其實是一個社會所制約的一個現象，由於有一個不好的社會，我們才需要好人，可是同時呢，這個社會又同時阻礙好人的形成，這聽起來很弔詭。
先回答為什麼好人出現的條件，是社會出問題呢？我引一段詩，大家就知道我的道理了，英國詩人布雷克有一段詩：那就無須有什麼憐憫，假如我們沒有使人窮困。好人的特徵就是會憐憫會施恩，憐憫的前提就是要有人倒楣，所以才需要有人去憐憫他，假如這個社會沒有人窮困，誰需要去憐憫呢，也不必再施捨恩德，若是所有人都像我們這樣快樂。由這段詩可以明瞭好人的存在，恰恰好是因為社會出了問題，因為社會出了問題需要好人的存在、慈善家的存在、好心腸的人存在，但是好心腸的人卻又沒有辦法憑他的一心他的意志繼續堅持下去成為好人。
聽完故事後回到自己的經驗，很多人喜歡貓喜歡狗，請問你愛貓嗎？你愛狗嗎？對於愛貓愛狗的人會說，我愛貓！我愛狗！請問你看到流浪貓流浪狗你會帶回家嗎？我可以！那第二隻呢？第三隻呢？第四隻呢？所以大家馬上碰到布萊希特提到的困局，好人難當啊，好人的存在永遠是跟社會條件緊緊地綁在一起。這是我說的「社會學的思考」第一項，「好人難當」，為什麼難當，因為它牽涉到很多很多社會的條件。
這樣的講是不是介紹大家一種很犬儒的思考，世界既然這樣那我們就不要當好人了，好人難當啊所以我以後不當好人了，社會學的思考不應該把大家拉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好人難當，那就不要當好人了嗎？社會學的思考不應該讓大家下這樣的結論，而是思考我們要做好人，除了在內心裡頭要改變自己的內心修養我們自己，要反省自己之外，我們還要注意整個社會條件的搭配，社會條件的存在，我們不能只是想到改變自己，我們同時要改變這個社會的條件，我們應該要從像布萊希特的思考中得到的良好的、道德的、知識的立場，這個立場簡單來說，一個主體一個人要達到一個目的當好人，我們要找到我們的手段，主體、目的、手段對大家來說，如果太僵硬的話，我們可以說找到一個橋樑，我們要到達一個地方要有橋樑，橋樑是一個倫理性知識性的問題。著名社會學家韋伯曾說，我們不能只憑藉我們的信念做人做政治做事，我們還要憑藉我們思辨的責任，即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責任的倫理牽涉到科學手段的思維，也就是怎麼搭橋的問題，怎麼從A點到B點，中間B點多麼偉大多亮麗多光彩，你過得去嗎？你能當好人嗎？若你僅憑一心做得到嗎？這不是犬孺，而是更負責任地去思考人如何成為更好的人，這是我們說的第一個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好人難為啊！但是不希望造成大家錯誤的影響，好人難為所以不要當好人，社會學不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社會學的思考方式，拉出深度，什麼是拉出深度呢？
我們對於社會現象的解釋，對它的研究，我們不要停留在現象的表面，不要鬼打牆，不要狗咬尾巴，不要自說自話。簡單來說，又到中秋節了，大家到公園烤肉，第二天公園亂七八糟杯盤狼藉，烤肉架、可樂瓶到處亂丟，有人說真是沒有公德，社會學家就問，請問你為什麼認為沒有公德呢？那個人就回答台灣人沒有公德因為我們很自私。這就是我所說的狗咬尾巴的停留在表面現象所謂的解釋，這個解釋是假的，它常常是用一套話語去解釋另一套話語，有點像字典一樣，什麼是黑、黑就是這個，兩邊畫等號，可以互調，這就是在平面上思考。將來大家有可能去唸文學、文化研究，很多文本的分析文化研究文本中所用的分析的策略，跟社會學就不一樣。社會學有這樣的信心，我們看到世界的現象，我們要拉出一個解釋深度的，在這個現象表面我們看不到的，但是在現象的下層我們要找出它的原因來，這個原因常常不是在表面可以看得到的。馬克思曾說，假如所有的事情都如表面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科學也沒有學問了。就是因為表面的事情往往是一個需要被解釋的東西，而解釋這個東西往往是不存在我們所看到所感受到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說的拉出一個深度來，這是很重要的。
好比說費孝通對於「為什麼沒有公德心呢」？他會說你問了好問題，於是他就從中國人的社會關係組織扭結的方式去解釋為什麼沒有公德心，因為我們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取決於我們與人關係的遠近厚薄，而不像西方一樣，西方是在一個團體規則下行事。費孝通說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因為我們是農耕文明，與西方游牧文明本質上的差別，西方的文明比較重視團體以及團體的規則，此適用於團體內的每一人，而東方文明是建立在親屬血緣鄰近的關係推演，費孝通說我們的社會關係就像水里的波紋一波一波由深到淺到沒有，沒有的人就跟我沒關係了。假如你停車停在別人家門口，對方如果不認識你就會把你轟走，如果一看是認識的人，還會打個招呼直說沒關係停一下停一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人際關係的進退跟別人該產生什麼樣的聯繫，是要看別人跟我們的遠近親疏，所以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好或不好就比較缺乏在公共的、屬於大家的場域中我們該怎麼做，因此有人說過所謂公共的就是大家都可以佔點便宜的就是公共的。這就是費孝通對於為什麼沒有公德心這個問題，去從另外一個層次來解釋它，而不是在公德心的話語中解釋沒有公德心的行為與心理狀態，要從我們人的社會組織模式來解釋它，這就是我所說的深度的模型，深度的解釋。而這個深度解釋的另一個好處，也就是讓我們看這個大的歷史，我們就免於了一種很直觀的解釋或偏見。
好比說中國文化為什麼這樣，因為有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很偉大，他出生前萬古如長夜，他出生後啟蒙了東亞的重要文明。如果就社會學思考而言，這還不夠，我們不會去否定一個偉大人思想造成的影響，我們也會反過來想，中國文明為什麼會出現孔老夫子這樣仁愛的思想呢，為什麼在中國墨家兼愛的思想著不了根呢？是什麼原因，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明了孔子仁的思想也就是一種差序格局在哲學上的反應，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一波一波的往外推出去，所以中國人的思想全然沒有普遍性的原則，沒有所有的人都該愛，如果所有的人都該愛，孟子就會說這是無父無君。所以在社會學的思考中，我們不會把社會的變遷、歷史的變遷簡單歸因於某個偉人、帝王將相等等之類的，好人如孔子，我們不會給予過份地推崇，壞人如希特勒，我們也不會因此把他變成十惡不赦的魔鬼。有人說趙剛在這裡鼓吹希特勒，絕對不是的，我要說的是你要瞭解二十世紀為什麼會出現納粹這樣一種現象，一般人會說因為有希特勒，這又是社會學家所不喜歡的思考方式，因為社會學家會問希特勒這種獨裁者，為什麼古代沒有呢？為什麼會出現在二十世紀呢？是什麼樣的社會的土壤培養了希特勒這樣的人？
社會學家鮑曼所著《現代性與大屠殺》就是要從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去解釋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在德國的社會與歷史的土壤形成，鮑曼說假如沒有一個全面性統治性合理化的機制，一個理性主義現代的統治術，希特勒不可能出現。因此孔子、希特勒案例，讓我們知道了社會學的思考方式，會避免從重要人物、某種理念去出發去進行解釋。這就是我所謂的拉開深度。
第三個，社會學思考方式的特徵，好比說台北市大安區很少出現中輟生，而高雄五甲工人階級社區發現有很多中輟生，很多青少年問題，什麼原因？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很多年前，1980年代有一個賣鋼琴的廣告：愛彈琴的孩子不會變壞，廣告佔報紙的半版，小男孩在彈鋼琴，直觀上差點就被鋼琴廣告商給影響了，彈琴有這麼大的好處，還讓孩子不會變壞，彈琴可能有這樣的修養，但是是因為他彈琴不會變壞呢，還是因為他的家庭買得起鋼琴能夠允許他彈琴，給予他這樣的機會和條件，他本來就沒有變壞，這個問題就不是因為彈琴而造成了他不會變壞，而是他這個家庭本來會變壞的機率就微乎其微，因為他生活在這樣的家庭。這個思考，早在二千年司馬遷就說過：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他說他觀察了在市場上逞兇鬥狠的這些人，很多販夫走卒、流氓這些人，發現都不會有將相的兒子、公侯的兒子、士大夫的兒子，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會到那邊去，因為他們生活的空間，他們的交往是在另一個世界裡頭，所以社會學的思考「一個社會」常會看到很多個世界，而且不同世界之間的人，其實有時是很隔閡很疏離，這就是我要談的第三個社會學思考，我要給它一個很簡單的提示就是「錢很重要」。
「錢」在社會學中通常不會直白的講「錢」，會用各種話語作為它的轉化，我們說物質、經濟、金融、生產，我們會有很多的方式去轉化。但是這些所有的東西，我們用高中生可以馬上感覺到的用語「錢很重要」，「錢很重要」這個問題，讓我們社會學去思考社會問題時，我們不會不食人間煙火的在某種抽高的層次去談理念談價值觀，我們會談到一個東西，人首先要生存，而生存就必須要有物質，你得要吃飽飯才能來聽課，你得要有充足的汽油才能開車，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物質基礎的問題，若沒有物質基礎的考量也就是手段性的考量，我們怎麼樣去做某些事情，如沒辦法來上課，也沒辦法去搞社會運動，也沒辦法為爭取自由去反抗，所有這些偉大事情的後頭都跑不掉經濟的問題、結構的問題、物質的問題。
十九世紀挪威著名劇作家易卜生寫了一個的劇本《玩偶之家》(1879)影響了中國的五四運動，又名《娜拉》因為主人公就是娜拉。女主人公娜拉與先生非常恩愛，是先生心中的可愛小鳥，每天在家相夫教子，突然有一天先生因小事情大發雷霆不信任她說以後不准了，馬上擺出一副老太爺的威風，娜拉一下子傻了，然後她突然反省到她過去在家裡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不過是丈夫的玩偶而已，因為我完全沒有主體性，我在這個家庭只是做個小主張就被他馬上否決而且說下不為例，娜拉幻滅了，突然奪門而出，易卜生這個劇就在此戛然而止。
易卜生《玩偶之家》影響了五四時期很多婦女的啟蒙運動，女性應該要追求自主追求反抗父權等等之類的，因為娜拉的確反抗奪門而出了。但是我們在這裡社會學家其實很有趣的，社會學家在這裡就會問說「錢」的問題；於是就有一大思想家大文豪魯迅寫了一篇文章「娜拉出走之後呢」。你憑著血氣之勇，搞革命搞社會運動反抗了很爽，但是每天吃的喝的玩的可能還是依靠家裡，我們回到娜拉，娜拉跑出去之後她能幹嘛呢，她向來是她父親、先生所豢養的一隻小玩偶小鳥，她從來沒有就業的機會謀職的能力，她出去能幹嘛呢，最不幸的可能淪落為娼妓，運用最簡單的本能謀生，我們去想是不太可能的，我們想最符合人情結局的就是娜拉過了兩小時之後灰頭土臉的回到家。當然在我們東方文化的劇本裡頭，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回娘家，但是北歐這個劇本大概不存在，所以娜拉就回到家了。這個就是魯迅所說的「娜拉出走之後呢」，你必須得要考慮物質的基礎，這個問題就是我所總結的司馬遷的教訓「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什麼原因，因為他是千金之子，就是講錢的問題，他有那樣的家世基本上他就不會。
第四個，我要跟大家講的，話說二十世紀初奧匈帝國，現在奧匈帝國不存在了，現在大約是在捷克，作家的地點在布拉格，作家卡夫卡寫了一本小說《變形記》，敘述一銀行職員已經很厭憎他每天這樣的生活，有一天他終於突破了改變了，他生病了一覺醒來發現他自己爬上天花板變成一隻甲蟲了，關鍵是他變成甲蟲後他所看到的整個親人、親屬關係、家庭、街坊、銀行、工作、他的世界、奧匈帝國，完全換做不同的視角，世界重新開始陌生了，對於社會學者來說，我們的思考方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經常要對於我們所存在的世界要陌生化，陌生化就是離異化，就是要常出現「怎麼是這樣子呢」「怎麼是這樣子呢」這種表情這種態度這種問號，而不是說社會就是社會，那你不要唸社會學那你不要做任何學問，因為社會不只是你看到的社會。我們太過於習慣於我們所熟悉的人生、按部就班的人生、生老病死的人生、朝九晚五的人生，那你人生就體味不出人生的真諦或者是社會學的智慧。
人類學家最忌諱之一變成土著（going native），人類學家本來是要到一個少數民族、原生態人類聚居地方，抱著懷疑的眼睛陌生的眼睛去看，久而久之他竟然變成土著他變成土著的一份子，跟著他們一起生活不疑有他了，這當然對他的人生可能是個幸福，因為他覺得說西方文明不如原始文明來得更自然更天真，但是對於學問來說，這就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因為他已經變成了只在此山中雲身不知處，社會學家希望我們永遠不要只在此山中，很美，但是太美的東西不可信，我們社會學家永遠希望我們自己承擔一點點知識的痛苦，不要耽溺於那種只在此山中好像魚在水裡頭，我們希望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觀看他對他好奇，這也就是橫看成峰側成林，我們不希望我們變成土著變成局內人。
今天的好萊塢電影就是希望我們融入其中看了一場電影，而對於布萊希特來說，我們不但跟我們生存的社會保持距離，連我們觀看的戲劇我們都要保持距離，不要太入戲，你要帶著清醒的眼睛去思考劇中人為什麼會這樣子，他為什麼非這樣不可，難道他沒有別的出路了嗎？編劇你什麼非要這樣子編呢？你是要賺我們一桶眼淚是不是？於是我們在好萊塢的罐頭笑料罐頭眼淚之下，我們哭了笑了，從戲院出來，哇，我們說輕鬆，的確輕鬆，你花了時間你去買了休閒，但是這個休閒同時也弱化你的探索能力分辨能力，所以我們看世界看文藝，從社會學思考的視野我們都會置身於事外，但是這置身於事外的視角，我們又不是絕對化，絕對化我們就變上帝了，我們不會絕對化，我們偶而也要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理解他怎麼會這樣子的感受，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他為什麼會家暴等等之類的，然後我們再出來，反覆的進跟出之中，取得了我們的社會學的思考，成為一個社會學家。